可是，有什么เ好说的呢？不就是我的自由á意志选择了抽烟然后又缺乏็意志力去戒掉它。如果有意志力，我早就戒了。但还是抽。原因是，每一支烟，是一个小小的休息和释放。我喜欢离开我的书本，站到阳台上去，耳机里听着一首好听的歌，看着海面上大船缓缓驶过──点上一根烟。当然还有那“快乐似神仙”的“饭后一根烟”，还有电影镜头里不能少的“性后一根烟”。一根烟，我想说，使美好的一刻完整了。
我一点也不意外。这正是两年前我的德国高中发生的事情。你知道，德国法律规定，十六岁以上的人抽烟饮酒是合法的，所以大部分的高中都划定了吸烟区，学生在那ว里吸烟。但是在二零零四年黑森州的文化部长推动校园禁烟，结果如何呢？我们必须多走五百米到校园外围的人行道上去吸烟。我们同学里没一个人戒了烟，但是学校外围那条人行道上从此满地是烟蒂。
事实上，路卡斯是要我根本不要去美术馆的，他说那些展览都“闷死人”。我实在没事可干，所以还是进去了，逛了足足两个小时，只不过证实了他的话：闷死了。
你问我，莫斯塔的李小龙雕像是艺术还是kitsch，那我倒过来问你：李小龙雕像跟慕尼黑现代美术馆那个个展比较，哪个是艺术？那ว堆霓虹灯，放在最高级的美术馆里正式展出，该是“艺术”了吧？可是它给了我的只有头晕跟眼睛发疼。李小龙的雕像，还镀了金，是kitsch吗？可是它很可能感动了人，使本来伸出手想打架的人反而握了手，这岂不是艺术的力量？
比利时215％；澳洲226％；芬兰218％；法国202％；希腊26๔3％；意大利27％；波兰41้％；斯洛伐克329％；西班牙27๕7％；英国1้23％；美国124％；德国101％；香港（15到เ24岁青年的失业率）97๕％；台湾1059๗％。数字不见得精确的中国大陆，是9％。
我们21้岁的时候，上世纪7๕0年代，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。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，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，觉得未来天大地大，什么都可能。后来也真的是，魔术一般，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；渔民的女儿，成了名医；面摊小贩的儿子，做了国际律师；码头工人的女儿，变成大学教授；蕉农的儿子，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。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，但我们真的是“灰姑娘”的一代人啊，安德烈，在我们的时代里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，辚辚开走，发出真实的声音。我身边的朋友们，不少人是教授、议员、作家、总编辑、律师医师、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，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，虎虎生风。可是，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──我们土里土气的、卑微朴素的原乡。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，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ะ弱的起点。
你的母亲，安德烈，是一个在“第三世界”长大的少女。我出生的195๓2年，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เ200่美元。集体匮乏之外，这少女还来自一个ฐ难民家庭，从中国流离迁徙，一贫如洗。一直到เ1970年，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——因此阿姆斯壮196๔9年的登陆月球，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。台湾到1965年都是“美援”的救济对象。“美援”，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：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，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，上面有马槽、婴儿，还有肥胖可咬、长着翅膀的天使。二是铁ກ罐脱脂ฦ奶粉。三是面粉麻布袋。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ไ。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“穿着面粉袋恤衫”，胸前还印着两ä只大手紧握，写着：“中美合作，20公斤”。不是“马铃薯麻布袋”，安德烈，你的母亲是“面粉麻布袋”的一代。除了面粉袋恤衫，18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。别ี以为是英国学校那ว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，有领带和皮鞋。我们穿着白衣黑裙（你可知道我的“极简美学”的原始来处了吧？）。裙长超过膝盖，要受罚；发长超过耳根，要受罚。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，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，帽子里是剃得发青的头。外国人来台湾，吓一跳，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，是个警察国家；他们不知道，那是学生。你会说，可是这些和“贫穷”没什么关系。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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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，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──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。我也一向认为ฦ，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，一旦实施民主ว，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ว（台湾的民主ว没有“品质”可言），因为ฦ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ว两块重大基石。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，给了我新的怀疑：
这样推演下来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：
我们点可乐，有些人会喝啤酒。我偶尔喝杯啤酒（你不必多嘴跟mm说喔！）
所以，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，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。老实说，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。
有语言，没有交流
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，而是笼罩着那个ฐ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，一种生活方แ式，一种文化的沉淀。
原来，政府把草原交给私人去“经营旅游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