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的母亲，安德烈，是一个在“第三世界”长大的少女。我出生的1952๐年，台湾的人均所得不到2๐00美元。集体匮乏之外，这少女还来自一个难民家庭，从中ณ国流离迁徙，一贫如洗。一直到1970่年，我才在家里看见冰箱和电视机——因此阿姆斯壮1969๗年的登陆月球，这个17岁的台湾少女是没看见的。台湾到เ1้9๗65年都是“美援”的救济对象。“美援”，在这个台湾少女的记忆里有三件东西：一是洒了金粉的圣诞卡，乡村天主教堂里的美国神父会给你，上面有马槽、婴儿，还有肥胖可咬、长着翅膀的天使。二是铁罐脱脂奶粉。三是面粉麻布袋。机智的妈妈们把麻布袋裁剪成孩子们的上衣和短裤ไ。于是你看见大大小小的孩子们“穿着面粉袋恤衫”，胸ถ前还印着两只大手紧握，写着：“中美合作，20公斤”。不是“马铃薯麻布袋”，安德烈，你的母亲是“面粉麻布袋”的一代。除了面粉袋恤衫，18岁以前我基本上只穿过学校制服。别ี以为是英国学校那种表达身份和地位的校服，有领带和皮鞋。我们穿着白衣黑裙（你可知道我的“极简美学”的原始来处了吧？）。裙长超过膝盖，要受罚；发长超过耳根，要受罚。我的兄弟们穿的是卡其裤和白上衣，头上顶着军警的大盘帽，帽子里是剃得发青的头。外国人来台湾，吓一跳，以为台湾满街都是士兵和警察，是个警察国家；他们不知道，那是学生。你会说，可是这些和“贫穷”没什么关系。是的
，这种美学的单调和品味的统一，和贫穷的关系少，和威权政治的关系大。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当威权政治和贫穷一起洒下天罗大网把你罩住的时候，品味，很难有空间。因为，请问品味是什么เ？它不就是细致的分辨、性格的突出，以及独立个体的呈现吗？每一件，都正好是贫穷所吝啬给你的，也是威权政治所剥夺于你的。
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，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──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๓情。我也一向认为，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，一旦实施ๅ民主，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（台湾的民主ว没有“品质”可言），因为公民素า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两ä块重大基石。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，给了我新า的怀疑：
温和理性是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外在体现，在民主的实践里是重要的人民“品性”。台湾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么เ“温和理性”的，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的“抗暴”走出来的──抗日本殖民的“暴”，抗国民黨高压统治的“暴”，现在又抗民进黨无能腐败、滥用权力的“暴”。在台湾，愈来愈多“温和理性”的人民，但是他们的“温和理性”是在从不间断的“抗暴”过程里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。台湾人的“温和理性”是受过伤害后的平静。
我们点可乐่，有些人会喝啤酒。我偶尔喝杯啤酒（你不必多嘴跟mm说喔！）
（你去过深水湾吗？那ว里常有人烤肉，整个下午，整个晚上，香港人在那里烤肉，谈笑，笑得很开心。）
有语言，没有交流
你问我愿不愿意干脆在香港读完大学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因为，两个月下来，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跟欧洲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，那就是——我觉得，香港缺少文化。
原来，政府把草原交给私人去“经营旅游”，私人就在草原入口处搭出几间小房子和一圈栅栏，收费。
我的天一样大的草原，竟然就圈在那栅栏内。
我马上要去香港了，那ว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世界。我发愁的是，我怎么跟我的克伦堡朋友们说再见？我怎么เ跟1้0่年来都是我生活核心的好友说再见，而心里又知道，人生岔路多，这种再见很可能是永远的？甚至那些你没有深交、但是很喜欢的人，你还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好感，以后，他们将从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。我感觉一种遗憾。你或许会说，安德烈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一条线往前走，没什么好遗憾的。我知道，但是，我还是觉得遗憾，不舍。
所以我坐在这阳台上，细细回想我们共有的美好时光，把回忆拥在心里，往前走，但是知道我来自哪里。
msn德国时间晚上九点半，香港时间清晨三点半
mm：菲利普让我看了些“嘻哈”的歌词，很多有强烈的政治、社会批判意识。我吓一跳：15岁的青少年怎么会欣赏这种社会批判的歌？
安德烈
来就不很配。更何况，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，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。我觉得，我恐怕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太会“放下”的人(你也是，mm)。现在的麻烦是，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？
她其实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，她以为ฦ我们是“好朋友”。受伤的我很想跟她一刀两断，不再来往，但是这对她好像不公平，因为ฦ，她并没有说爱过我啊。所以，我应该照顾到她的情感，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我们的“友谊”，还是只管我自己“疗伤”，跟她断掉？
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้：那么เ你是不是要决定“站起来”，去“行动”？
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ฐ问题，然后，mm，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，你就当它是“忏悔录”吧。我发现：是，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，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，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。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