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年八月，上批：『近令司农寺专主天下常平广惠仓、农田水利差役事。』
二年三月戊ຘ寅，上谕大臣曰：『近阅内藏库奏，外州有遣衙前一人专纳金七钱者。』因言衙前伤农，令制置三司条例司讲求利ำ害立法[1]。
癸亥，上亲袖出琦奏示执政曰：『琦真忠臣，虽在外，不忘王室。朕始谓可以利民，不意乃害民如此，出令不可不审。且坊郭安得青苗，而使者亦强与之乎?』王安石勃然进曰：『苟从其所欲，虽坊郭何害?』因难琦奏曰：『陛下修常平法，所以助民。至于收息，亦周公遗法也。』曾公亮、陈升之皆言坊郭不当俵钱。安石曰：『坊郊所以俵钱者，以常平本钱多。农田所须已๐定而有余，则ท因以振市人乏็绝，又以广常平储蓄。』升之曰：『但恐州县避难索之，故抑配上户耳。』安石曰：『抑配诚恐有之ใ，然俟其行此，严å行黜责一二人，则ท此弊自绝。』先是，御史程颢言：『成都不可置常平，民多米少故也。』安石曰：『民多米少，则尤不可以无常平。米少则ท易以踊贵，以常平之兼并，乃不能使米踊贵。』上曰：『颢以为蜀人丰年乃得米食，平时但食豆芋等。今丰年乃夺而籴之，是贫人终身不得米食也。』安石曰：『今常平不夺而籴之，则兼并亦夺而籴之。至于急时，取息必倍。』上曰：『俵青苗钱而纳米方贵，如何令纳?』安石曰：『贵则民自纳钱。』上曰：『纳钱则仓但有钱，凶年何以振贷?』安石曰：『常平米既ຂ出尽，则常平但有钱。非但今法如此，虽旧法亦不免如此。』上终以韩琦所说为疑。安石曰：『臣以为此事至小，利害亦易明。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，又必令出二分息，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。因以广常平储蓄，以待百姓凶荒，则ท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，亦未为ฦ不善。况又不令抑配，有何所害，而上烦圣心过虑?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，然陛下尚不能ม无疑ທ。如此事尚为ฦ异论所惑，则天下何事可为ฦ?』上曰：『须要尽人言。料文彦博、吕公弼亦以此为不可，但腹诽耳。韩琦独肯来说，真忠臣也!』上又曰：『常平取自奸雄，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。』安石曰：『今榷盐酒，皆用重刑，以禁民买绸绢。或强支配，以监奸雄。不以此为ฦ说动百姓。常平新法，乃赈贫乏、抑兼并、广储蓄，以备百姓凶荒，不知于民有何所苦?民别而言之ใ则愚，合而言之则ท圣，不至如此易动。大抵民害加其身自当知，且又无情，其言必应事实。惟士大夫或有情，则其言必不应事实也。』翌日，安石遂称疾不出。兵部ຖ员外郎傅尧俞直昭文馆、同判流内铨。尧俞始除丧至京师，王安石素善尧俞，未即见也。安石数召之。既见，语及新法，安石谓尧俞曰：『方今纷纷，迟【杰按：迟字疑误。】君来久ื矣。将以宝文阁待制、同知谏院还君。』尧俞谢曰：『新法世不以为便，诚然当力论之。平生未尝欺，敢以实告。』安石不悦，遂有此命。参知政事王安石既称疾家居，翰林学士司马光再为批答曰：『朕以卿材高古人，名重当世，召自岩穴，置诸庙堂，推忠委诚，言听既用，人莫能间，众所共知。今士大夫沸腾，黎民骚动，乃欲委还事任，退取便安。卿之私谋，固为无憾；朕之所望，将以委谁?』安石得之ใ大怒，即抗章自辨。上封还其章，手札谕安石曰：『诏中二语，乃为ฦ文督迫之过，而朕失于详阅。今览之甚愧。』又明日，安石乃入见，固请罢，上固留之，奖慰良久。安石退，又具奏乞罢。
因而寝有失陷，其害明白如此。更有缘此烦费虚扰之事，不敢具述。本岁河朔丰熟，常平籴米，斛钱不过七十五至八十五。以来若乘时收敛，遇贵出粜，不惟合于古制，而免有失陷之弊。兼民实被惠。亦足以收其羡赢。今诸仓方แ有籴入，而提举司亟令住止，盖尽要散充青苗钱，指望三分之利收为ฦ己功，县邑小官敢不奉行?岂暇更恤贻民久远之患哉?诸路所行，必料大率如此。朝廷若谓陕西尝放青苗钱，官有所得而民以为便，此乃ี转运因军循储有阙失，自冬涉春，雨雪及时，麦苗滋盛，决见成熟，行于一时则可也。今乃ี差官置司，为每岁春夏常行之法，而取利三分，岂陕西权宜之比哉?兼初ม诏具于京东、淮南、河北三路先行此法，俟成次第，即令诸路施ๅ行。今此三路方忧不能奉行，而遽于诸路遍差ๆ提举官，以至四川、广南亦皆置使。恭惟陛下自临御以来，夙夜忧劳，厉精求治，况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后，民浸德泽，惟知宽恤，未赏过扰。若但躬行节俭，以先天下，常节浮费，渐汰冗食，自然国用不乏็，何必使兴利之ใ言纷纷四出，以致远迩之ใ疑哉?欲望圣明更赐博访，若臣言不妄，乞尽罢诸路提举官，只委提点刑狱官，依常平旧法施行。』
闰十一月，条例司又言：『西京左藏库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，各乞置交子务。本司详交子之法用于成都府路，人以为便。今河东公私铁钱，若运铁钱劳费，宜试如遵裕等议，行交子之法，仍令转运司举官置务。』从之。
十一月乙丑，命枢密副使韩绛同制置三司条例。初，陈升之既拜相，遂言：『制置三司条例司难以签书，欲令孙觉、吕惠卿领局，而升之ใ与王安石提举。』安石曰：『臣熟思此事，但可如故，无可改者。』升之ใ曰：『臣待罪宰相，无所不统。所领ๆ职事，岂可称司?』安石曰：『于文，反后为司。后者，君道也；司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