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月乙亥，熙河路都大经制ๆ司言：『相度通远军去定西城路为便。乞自女遮堡以西隶通远军龛谷寨，以北隶兰州。』从之。
六月癸亥[4]，诏权通远军都监王存等五人各减磨勘三年。初ม，奄东熟ງ户久不顺命，招呼不至。王韶遣存等破荡，而秦凤路经略司以闻，故赏及之。初议赏，王安石曰：『方欲创事，宜加厚。』文彦博曰：『打族帐与军赏格不同，难用军赏。』上曰：『惟赏无常，轻重视功。』蔡挺曰：『比捉贼赏未为厚[ຑ5]，以此捉贼，则其劳绩，岂不过于捉贼乎?』壬辰，改武胜军为ฦ镇洮军，高遵裕兼知镇洮军。先是，遵裕ษ以庆平堡兵夜行，晨至野人关，羌人旅拒，引亲兵一鼓破之，进营武胜城下，羌众渡洮驰去，遂据其城。王安石曰：『洮西为内地，武胜更移市易，即必为ฦ都会。洮河据夏国上游，足以制其死命。』吴充建议以为：『师屯暴露，粮饷间关，生民之勤，由此未艾。宜委王韶招诱木征，以城还之，授以官爵，令自守，岷、洮领部族长为外臣，不必留兵绝塞，列置郡县，屈力费财。』上不听[6]。
二月癸酉，西兵攻抚宁堡，陷之。上尝问宣徽南院使郭逵曰：『种谔取啰兀、抚宁二寨，或闻夏人复欲取之，当如何?』逵曰：『愿速备抚宁，则啰兀无患。』上曰：『何也?』逵曰：『昔夏人取灵武，先击清远，然后灵州失守。今抚宁地平而城小，戍兵不多，万一用前策，则必先取抚宁。抚宁破，啰兀随之ใ矣。』上深以为然。未及往备，而抚宁已陷，遂弃啰兀。
十一月，鄜延经略司言：『夏国宥州牒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户内附，折马山将兵入界招收。乞以嵬名山等还本国，及诛马山。』马山即继世，蕃名也。枢密使文彦博以为ฦ谅祚称臣奉贡，今忽袭取其地无名，请归之。御史中丞滕甫、知谏院陈荐、杨绘皆请治薛向、种谔罪，以安西夏，不听。丙戌，韩琦判相州。上喻以嵬名山事，欲令琦暂往相州，却来永兴，经抚西边，琦退而上疏曰：『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末，不审投来蕃族，得其壮兵几人，种谔所领熟户又复若干?朝廷又不曾与逐路帅臣预谋，及新经优赏之ใ后，灾旱民困之时，未有大段钱帛、粮草、兵力、战具准备，及开展兴修城，控扼要害，扦卫投汉蕃族次第。』是日（十二日丙戌），改命琦判永兴军，兼陕西路经略安抚使。赐手札，趣令治装ณ，并封示蔡挺、李肃之所奏事。琦即奏曰：『薛向始议招诱横山一带蕃族，已而种谔擅取绥州，启此衅端，朝廷急遣向往，遂主谔议，檄诸路举兵牵制。环庆李肃之ใ领众七千，破荡族帐，乃是举无名之ใ师，及杀戮横山老幼，岂招诱耶?泾原蔡挺又欲合环庆兵直趋兴、灵，师臣肆意妄作，自弃誓约，取怨西北，以开祸乱之原。臣朝夕引道非难，但边事倒错如此，须ี禀朝廷成算。愿召二府大臣早决之。』丁亥，夏人欲执景殉来献，以易嵬名山。判延州ะ郭逵言：『夏人诈谋不可信。若纳殉而拒名山，则弃前恩，生后怨。』朝廷乃ี拒之ใ。丁酉，以嵬名山为右千牛卫上将军。癸卯，鄜延路经略司言：『知保安军杨定、都巡ำ检侍其臻、顺宁寨张时庸与西人于界首议榷场事，被诱过界，并为所杀。杨定每奉使至谅祚所，常私见谅祚，称臣拜谒，许以缘边熟户归之。及种谔取绥州，谅祚以定为卖己，故并臻及时庸诱杀之。』
七月甲午，枢密院言：『景祐二年，诏诸司使摄大将军，副使承制、崇班。小将军共不过二十人，自今摄南班有阙，欲差知州军、路分都监以上得替人，如不足，即于审官西院除有过犯及年未三十未入亲民人外，取未有差遣人定差。』
十月甲子，史馆修撰曾巩言：『臣误被圣旨，付以史事。祖宗积累็功德，非可形容。窃惟前世原本推功，必始于受命之君，以明王迹之所自。《商颂》所纪由汤，上至于契。周诗《生民》、《清庙》本于后稷、文王。宋兴，太祖开建宏业，更立三才[1]，为帝者首。陛下所以命臣显扬褒大之意，固以谓太祖雄材大略，千载以来，特起之ใ主，国家所由兴，无前之烈，明白暴见，以觉悟万世，传之ใ无穷。臣窃考旧闻，旬ຒ月，次辑太祖行事，揆其指意所出、终始之际，论著于篇。敢缮写上尘。臣内省大惧，智不足以究测高远，文不足以推阐精微，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彰，不能满足陛下仁孝继述之心，仰负恩待，无以自赎。伏惟陛下聪明睿知，不世之资，非群臣所能ม望。如赐裁定，使臣获受成法，更去纰缪，存其可采，系于太祖本纪篇末，以为国史书首，以称明诏万分之一。』诏曾巩：『今所拟修史格，若止如司马迁以下编年体式，宜仿前代诸史修定。或欲别立义例，即先具奏。』辛巳，史馆修撰曾巩言：『臣修定五朝国史，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，或尝有名位，或素在邱แ园，嘉言善行，历官行事，军国勋劳，或贡献封章，著撰文字，本家碑志、行状、记述[2]，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。今所修国史，须当收采载述。恐旧书访寻之ใ初ม，有所未尽，乞京畿委开封知府及畿县知县外，委逐路监司、州ะ县长吏博加求访，有子系者，延至询问。所有事迹或文字，尽因郡府纳于史局，以备论次。或文字稍多，其家无力缮写，即官为ฦ佣写校正。其尝任两府、两ä制、台谏官之家，家至询访，各限一月发送史局，并中ณ书编集累็朝文字及枢密院机要文字，共累朝御札、诏副本送本局，以备讨论。』从之。
《乐่志》甚详，今止从《实录》。
所出者明，故追祭所及者远也。自汉、魏以来，世系不明，传袭莫纪，加之诸羌乱晋[13]，南北幅裂，百宗荡析，士去坟墓。降及隋唐，谱录都废，言李悉出陇西，言刘悉出彭城，姓氏所起，谩无足考，则后世禘祖之所自出，有不得行焉。汉自太上皇以前无闻，故高帝而上，惟见太上皇一世而已。魏自处士君而上亦无闻，故明帝太和中，上事高祖之父处士以下五世而已。晋自征西将军而上，系序不著，故武帝事三昭、三穆六世而已。然刘ถ氏出于刘累而汉不禘尧；曹氏出于陆终之子曰安，是为曹姓，而魏不禘汉相国曹参；司马氏出于程伯休父，而晋不禘司马印；宋出于楚元王交，齐出于汉相国萧何，陈出于汉太邱长陈实，隋出于汉太尉杨震，皆不禘以为祖之所自出者，良以谱谍不明故也。唐之黎干言禘非祭天，作《十诘》、《十难》以明之ใ。且曰：虞、夏、商、周以前，禘祖之所自出，其义昭然。自汉、魏、晋以还千余岁，其礼ึ遂阙。恭惟艺祖受命，初有天下，踵汉、唐故事，祭四亲庙，推僖祖而上所自出者。谱失其传，有司因仍旧说，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，禘与祫皆合群庙之主，缀食于始祖。虽禘、祫之ใ名不同，而礼实无异。其为讹舛莫甚焉。臣等辄推本先王立禘之意，以为ฦ国家世系所传，与虞、夏、商、周不同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，则禘礼谓当阙之必也。推见祖系所出，乃ี可以行，惟圣神裁é择。』从之。
十一月乙酉，详定礼文所言：『古者大带，天子、诸侯、大夫、士采饰、单合皆不同。今群官助祭服，一以绯白罗为之，无等降之别。』又言：『中单亦殊不应礼，并乞据礼改正。』诏送礼院。
八月，废横州永定县入宁浦，桂州修仁、永宁入荔浦。
九月壬戌。是时关中钱法弊，永兴军路安抚使吴中复请以钱四十买缺薄恶钱一斤，则民间专行省抚大钱，而大钱少不足用[1้]，请以所买恶钱悉改铸大钱，而民间所行私大钱，一以一小铜钱买而更铸之。永兴军等路转运使皮公弼请尽买恶钱，且毋行铸铁钱相易事。有司尽纳伪钱，请先于本路五铜钱监改铸，一年可竞。又请改铸所买恶钱。秦凤路都转运使熊本言：『买恶钱及禁旧通行大钱，铜钱相易，皆非便，请降钱式下所属，而禁用恶钱，犯者论如法。勿废旧通行钱，选官库恶钱，同所买改铸之，小变其蹻为熙宁重宝。今本路官钱受私钱已多，省蹻钱久ื废，公私百无一二。今虽以钱四十得伪钱一斤，及铜钱千易当二铁钱千，其实铁钱一斤，才当斤铁耳。千钱为ฦ铁六斤，铸为钱二千，而以铜钱千易之，官失多矣。又钱多，一年改铸，未得竟也。旦民卖千钱，得二百五十折二大钱，才易其半，又禁其通行大钱，则方แ灾伤，民所有钱，四亡其三，何以救灾?』众议不同，于是诏逐司相度利ำ害以闻[ຑ2]。
六年四月。先是，文彦博言：『议者多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，散国马于编户而责孳息。乞朝廷裁é察。』既而蔡挺亦以牧地赋民为便，仍乞汰诸监不堪配军马，量留支填马铺廂军人员外，并发赴河北等州军估卖。迢元绛、吴审礼、蔡确详定以闻。
事。』王安石曰：『民未知义แ，则未可用，况士大夫乎?』上曰：『举人对策，多欲朝廷早
三月十七日，惠卿判司农寺已有此申请，当参考。
七年正月癸亥，遣三司勾当公事李杞相度成都府置市易务利害。先已遣蒲宗闵、沈逵，今复遣杞。其后，上与辅臣论及市易，冯京曰：『曩时西川因榷买物，致王小波之乱ກ，故颇以市易为言。臣检《实录》，实有此说。』王安石曰：『王小波自以饥民众，不为官司所恤，遂相聚为ฦ盗，而使臣乃归咎般取蜀物上供多而致然。不知般取孟氏府库物以上供，于饥民有何利害?』上曰：『李杞行未?』安石曰：『未也。然愿陛下勿疑ທ，臣保市易必不能致蜀人为变也。』
五月二十二日、十月十三日、十九日、闰七月十四日、十五日、十八日，朱史辄取此段附四年三月十三日陈留保甲骚扰事下，误也。陈留骚扰事不闻置狱，此狱自缘皇城司采得保甲讪骂，乃令开封鞫之，故有『六月教阅』等语，与陈留แ初不相干，今仍依《目录》附本日。《兵志》载此段大抵因《日录》。陈瓘论曰：『安石曰：鲧汨陈五行九载，尧晏然不以为虑。臣闻《书》曰：在知人，在安民，惟帝其难之ใ。孔子曰：博施济众，尧舜其犹病诸?』夫知人安民尧以为病，何至于晏然不以洪水为虑乎?盖人主ว晏然不以为ฦ虑。然后大臣得以如意而有为。蔡卞解释《诗》《书》同此一说，今《日录》乃无『尧晏然不以为虑』之语。疑蔡卞实为安石删ฤ去。
六月，杨绘又言：『助役之ใ法难行之ใ说亦有五：民难得钱，一也；近之州ะ军奸细难防，二也；逐处田à税多少不同，三也；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，四也；专典雇人则失陷官物，五也。乞先议防此五害，然后著力定制。』
下但深考道理，明用典刑é，则人虽有才而欲为奸者，亦不敢萌奸心。如司马光辈，又安能惑陛下也?』
林希云：凡除两府，听其让遂止者，国朝未之ใ有也。希又云：先是，光每因事请对，或上召光，已立下殿，安石必以条例司先光而进其所陈，皆所以沮难光者。光有所言，上酬答，皆安石之言，如对严å敌。及罢枢密入谢，上中夕批付閤门，使光诘旦对。
三年二月丙寅，诏大宗正司置丞二员，以都官员外郎张稚圭知大宗正丞事。诏大宗正丞于芳林园置治所，给实俸，添支钱。
熙ກ宁元年六月丙寅，命司马光、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，仍取庆历二年数，比见今支费有不同者开析以闻。光登对，言：『国用所以不足者，在于用度太奢，赏赐不节，宗室繁多，官职冗滥，军旅不精。此五者，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。若但欲如庆历二年裁é减制度比见今支费数，此止当下三司供析。其同与不同，立可尽见，不必更差官置局。』上因问五者利害，光具悉以对，上深开纳。明日，即罢裁é减局
蔡确欲陷吴充
；而怀道之士，由孔、孟以后如王安石者，亦未之有也。』又上疏曰：『臣愚以谓当废去枢府，并归中书。今王安石居宰相之重，朝廷有所建置于天下，特牵于枢府而不预，则臣恐陛下任安石者，盖不专矣。』疏奏，上甚不悦。他日，谓安石曰：『逄原必轻俊。』安石曰：『陛下何以知之?』上曰：『见所上书，欲并枢密院、废募兵。』安石曰：『人才难得，如逢原亦且晓事，可试用也。』
三月乙未，制置三司条例司言[2]：『群臣数言常平新า法不便，令画一申明，始知法意云云。』条例司奏专疏ຕ驳韩琦所言，皆王安石自为ฦ之。吕公著累奏乞罢提举官，王安石读至『取大臣章奏疏驳，巧为辨说，敷告天下』，上曰：『如此，则韩琦安得不动心乎ๆ?』安石曰：『朝廷作有理之法，今藩镇逐条疏驳，而执法乃不以为ฦ非；方镇作无理章奏，朝廷谆谆晓谕，而执法乃谓之巧ู为辨说，即非理之正。言事官当逐条辨论其非，以开悟陛下之聪明可也。今但为巧ู言辨说，而不见辨说之不当，则其情可见矣!』丙辰，右正言、直集贤院、同修起居注孙觉降知广德军。初，曾公亮、陈升之、赵抃等皆以为开封府界散常平钱实有抑配。上遣觉出案其事。觉喜奉行，遂诏觉同开封府界ศ提点、提举官体量有无抑配以闻。既ຂ而张戬言不当遣觉，觉亦奏疏辞行。上批：『觉上殿称敢不虔奉诏命，即日治行。今乃反覆如此，付中书劾问。』已而王安石独对，言直可降黄，不须劾问。初欲落修起居注，令归馆供职，安石谓不如与一小州或军。上曰：『留觉在此，必更鼓动流俗。』遂有广德之命，而体量官亦罢遣。
轼既下狱，众危之，莫敢正言者。直舍人院王安礼乘๖间进曰：『自古大度之君，不以语言谪人。按：轼文士，本以才自奋，谓位可立取。顾碌碌如此，其中不能无觖望。今一旦致于法，恕后世谓不能ม容才。愿陛下无庸竟其狱。』上曰：『朕固不深谴，特欲伸言者路耳。行为卿贳之。』既而戒安礼曰：『第去，勿漏言。轼前贾怨于众，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。』始，安礼在殿庐见御史中丞李定，问轼安否状。定曰：『轼与金陵相公论事不合，公幸毋营解，人将以为党。』至是归舍人院，遇谏官张璪，忿然作色曰：『公果救轼耶，何为诏趣其狱?』安礼ึ不答。其后狱果缓，卒薄得其罪。
八月壬午，翰林学士、行起居舍人、权三司使曾布落职知饶州ะ，以军器监具布坐不觉察吏人，教令行户添饰词理，不应奏而奏也（详见《市易务》）。
此据滕甫墓志附见，当考。郑侠《言行录》云：时诏求直言，欲应诏者甚众。闻侠被劾，皆沮缩，唯司马光辈一二文字得达上前。憸佞之党，日于匦函假名投书，乞留王安石，坚守新法，仍乞治侠狂妄之罪。光疏已具载，甫疏ຕ但存此，其它疏又俱不见。《言行录
四月丁未，上初欲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曾公亮因荐之。参知政事唐介曰：『安石恐难大任。』上曰：『卿谓文学不可任耶?经术吏事不可任耶?』介白：『非谓此也。安石好学而泥古，议论迂阔。若使为政，恐多所变更，必扰天下。』退至中书，谓公亮等曰：『异日安石之言果用，天下困扰，诸公当自知之耳。』时执政进除目，上久ื之不决，既数日，乃曰：『朕问王安石，以为然，可即施行。』介曰：『陛下比择大臣，付以天下之事。此中ณ书小小迁除，陛下尚未以为信，虽广询博访，亦宜谨密。今明白如此，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。臣近每闻陛下宣谕：某事问安石以为可，即施行；某事以为不可，未得施行。如此，则ท执政何所用?必以臣为不才，当先罢免。此语传之天下，恐非信任体也。』安石既执政，奏言：『中ณ书处分事用札子，皆言奉圣旨，不中理者常十八九。不若令中书自出牒，不必称圣旨。』上愕然。介曰：『太宗时，寇准用札子迁冯拯等官不当，拯诉之ใ。太宗曰：前代中书有堂牒指挥事，乃权臣假此以威福天下。太祖朝赵普为相，堂牒重于敕命，寻令削去。今复置札子，何异堂牒?张洎因言：札子乃中书行遣小事，若废之ใ，则别无公式。太宗曰：大事则降敕，其当用札子，亦须奏裁，此所以称圣旨也。今安石不欲称圣旨ຈ，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。使执政皆忠贤，犹为ฦ人臣擅命，义亦难安。或非其人，岂不害国政?』上曰：『太宗制置此事极当。』及安石议谋杀人伤者许首，介数与安石争论于上前。介曰：『此法天下皆以为不可首，独曾公亮、王安石以为可首。』安石曰：『以为不可首者，皆朋党耳。』安石强辩，上主其语。介不胜愤闷，居顷之，疽发背而卒。吕诲劾王安石（见本事）。王安石信吕惠卿（见本事）。王安石毁苏轼（见本事）。推陈升之为相（见《三司条例司》）。
卿经术行义为ฦ世所推，今将开延英之ใ席，得卿朝夕讨论，敷陈治道，以箴遗阙，故命进读《资治通鉴》，此朕之意。吕公著所以封还者，盖不知此意耳。』于是取告敕直付閤门，趣光等令受。光又奏：『臣愚暗不达圣旨，又恐累็吕公著上言。』上曰：『公著方正，朕使之掌银台，固虑诏令有失，欲其封驳耳，奈何罪之ใ?』公著亦具奏：『臣近为降司马光等告敕以为不便，遂具封驳，窃知巳๑直降付閤门。朝廷既以臣言不当，显然黜责，其所降敕告，亦须ี经由本司。盖臣虽可罪，而此职终不可废。若因臣一言不当，遂使今后封驳之ใ司不能复举其职，则ท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。』上手批公著奏：『可一两日求对来，当谕朕意，以释卿惑。』它日登对，上顾ุ公著，谓曰：『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，欲常在左右，非以其言事也。』又尝谓公著曰：『光方直，如愚阔何?』公著曰：『孔子上圣，子路犹谓之迂；孟轲大贤，时人亦谓之ใ迂，况光岂免此名?大抵虑事深远，则近于迂矣。愿陛下更察之。』先是，御史台门无故自坏，后十余日而光罢。
礼，大赉四海，下逮行伍，无不霑洽，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。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，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，内臣自押班以上，将来大礼毕，所赐并宜减半，俟它年丰ถ稔，自依旧制。其文武朝臣更不减，似为酌中ณ。臣亦知此物未能ม富国家，因此渐思减损其余浮费，自今日为始耳。』安石曰：『国用不足，由未得善理财之ใ人故也。』光曰：『善理财之人，不过头会箕敛，以尽民财。如此，则百姓穷困，流离为盗，岂国家之利耶?』安石曰：『此非善理财者也。善理财者，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』光曰：『此乃桑洪羊欺汉武帝ຓ之言，司马迁书之，以讥武帝之ใ不明耳。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，不在民间，则在公家。桑洪羊能致国用之饶，不取于民，将焉取之?果如所言，武帝末年，安得群盗蜂起，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?非民疲极而为ฦ盗耶?此言岂可据以为实?』安石曰：『太祖时，赵普等为相，赏赉或以万数。今郊赉匹两不过三千，岂足为ฦ多?』光曰：『普等运筹惟幄，平定诸国，赏以万数，不亦宜乎?今两府助祭，不过奏中严å，外办沃盥，奉帨巾，有何功勤，而得比普等乎?』与安石争论久之。王珪曰：『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，光言是也。王安石言所费不多，恐伤国体，安石言亦是也。惟陛下裁之。』上曰：『朕亦与司马光同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。』是日，适会安石当制ๆ，遂以上前所言意草批答曰：『朕初ม嗣服，于祖宗之制ๆ，未有所改也。卿等选于黎献，位冠百工，或辞或受，人用观政，朝廷予夺，所以驭臣。贵贱有等，势如堂陛。惟先王之制国用，视时民数之多寡。方今生齿既繁，而赋入又为不少，理财之义，殆有可思，此不之图而姑务自损，祗伤国体，未协朕心。方与勋贤虑其大者，区区一赐，何足以言?所乞宜不允。』公亮等遂不敢复辞。
京朝官四岁磨勘，至前行郎中ณ止。大夫、卿、监仍以七十员为定员，有阙即检勘前行郎中迁官及四岁以上，校月日之久者次补之。少卿、监以上迁官听旨。如别ี有劳绩或因要重任使特旨ຈ推恩者，即不在此例。』
卞本传云：上疏ຕ言：『外忧可以预防，奸邪无状，所当深察。富弼有大臣器，不当在外。』当考。
司马光《记闻》载韩维说慈寿将归政，颍王谓维及孙思恭曰：『慈寿欲为曹佾求使相。』二人不应，王竟使王陶达意于政府，果得之。它日，二人独见，维以是戒王曰：『今陛下已亲政，內外上下事体已定，当专心孝道。均养三宫而已，它事勿预也。』按：《实录》：佾制下，太后犹持之。不知求使相果太后意否?当考。
编修《通鉴》
彦博等始议降赦。茂则ท，内侍也，上素不之喜，闻上语，即自缢，左ุ右救解不死。彦博召茂则责之曰：『天子有疾谵语尔，何遽如是?汝若死，使宫中ณ何所自容耶?』戒令常侍上左右，无得辄离，皇后以是亦不敢辄至上前。诸女皆幼，福康公主稍长，时已病心，初不知上之有疾，侍上侧者，惟十阁宫人而已。上既不能省事，两府但相与议定，称诏行之。二府谋以上躬不宁，欲留宿禁中ณ而无名。辛酉，彦博与富弼建议设醮祈福于大庆殿，两ä府监之，昼夜焚香，设幄宿于殿中西庑。史志聪等白：『故事，两府无留แ宿殿中者。』彦博曰：『今日何论故事也！』近臣祷于在京寺观，天下长吏祷于岳渎、诸祠。壬戌，上疾小间，暂出御崇政殿，以安众心。癸亥，赐在京诸军特支钱。两ä府求诣寝殿见上，史志聪难之[ຑ5]，富弼责之曰：『宰相安可一日不见天子?』志聪等不敢违。是日，两府始入福宁殿卧内奏事。两制近臣日诣内东门起居，百官五日一入。甲â子，大赦，蠲被灾田租及倚阁税。戊ຘ辰，罢上元张灯。自是上神思浸ฤ清宁，然终不语。辅臣奏事，大抵首肯而已。辛未，命辅臣祷天地、宗庙、社ุ稷。壬申，罢醮，两府始分番归第，不归第者各宿于其府。
韩琦旧传云：欧阳修因水灾再上疏，皆留中。修传亦云水灾即嘉ล祐元年事，而修传乃于作枢副后载之ใ，误也。修奏议自有日月。王德用事据江氏《杂志》，误云富、范。盖误以文为范也，今改之。
十月丙子[6]，诏鄜延、环庆、泾原路择蕃落广锐军曾经战斗ç者各五千，仍逐路遣使臣一员押赴广南行营，从狄青之ใ请也。丁丑，侬智高入宾州，知州、国子博士程东美弃城。己卯[7]，降空名宣头札子各一百道[8]，锦袄子、金银带各二百下狄青，以备赏军功。兵部郎中、天章阁待制仲简落职、知筠州。庚辰，狄青辞，置酒垂拱殿。辛巳，内降手诏：『应避贼在山林者，速招令复业。其乘贼势为盗，但非杀人及贼所胁从能逃归者，并释其罪。』右正言韩绛言：『狄青武人，不可独任。』帝以问庞籍，籍曰：『青起行伍，若用文臣副之，必为ฦ所制，而号令不专。不如勿遣。』乃ี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ๆ；若孙沔、余靖分路讨击，亦各听沔等指挥。甲申ã，侬智高复入邕州ะ，知州、礼宾使宋克隆弃城。克隆承贼残扰之后，不能ม营葺守备，颇纵士卒下诸山寨杀逃民，诈为ฦ获贼，一级赏钱十千；又诈给亲兵帖，以为赏有功。及智高再至，克隆无以御贼，遂遁去。
降卒二千余人悉分隶诸州ะ，宣抚使富弼恐后生变，与都转运使欧阳修相遇于内黄，夜半屏人谋，欲使诸州ะ同日诛之。修曰：『祸莫大于杀已降，况胁从乎ๆ?既非朝命，诸州ะ有不从，为变不细。』弼悟，乃止。
桂阳蛮猺之叛
三月庚辰，诏河北被水州县毋税牛。
六月癸卯，改新知渭州孙沔复知庆州，新知庆州尹洙知晋州。始，朝廷欲卒城水洛，故令洙与沔易任。沔以病辞，乃别ี徙洙，于是渭州阙守，诏委狄青。谏官余靖言：『泾原在陕西最为重地，虽范仲淹不敢独当，岂青粗暴，所能ม专任?』章凡四上，寻有诏徙青权并代部署。甲辰，泾原路经略安抚司言修水洛城毕。庚戌，淮南都转运按察使、兵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王素为ฦ刑部郎中、泾原路安抚经略使，兼知渭州。
谘等复言：『奭等变法，岁损财利，不可胜计。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三年较之，五年之间，河北缘边十六州军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。今一旦复用旧ງ法，恐豪商不便，依托权贵，以动朝廷。请先期戒约。』于是帝为下诏戒敕，而县官滥费，自此少矣。
三年七月，范仲淹、韩琦言：『臣等窃见陕西昨来兴置营田，本欲助边，以宽民力。除沿边空闲膏腴地土处开垦外，其近里州ะ县，官吏不能ม体朝廷之ใ意，将远年瘠薄无人请佃逃田，抑勒近邻人户分种，或令送纳租课。又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，每亩出课不过一二斗，今亦勒令分种，每亩须收数斗，致贫户需纳不前，州县追扰，无时暂暇，缘人户自用兵已来，科率劳弊，至于已业，尚多荒废，实无余力，更及营田。其所出租课，多是抱虚送纳。窃睹编敕指挥，不得将逃户田à土抑勒邻人佃莳，盖恐害民。况今岁灾旱犹甚，理当优恤，不可非理烦扰，使之重困。臣等欲乞特降指挥，应陕西近里州军营田一切废罢，如元条租佃，即令依旧额出租；如元系远年瘠薄逃田，旧ງ税额重无人请佃者，即与减定税额，召人请佃。所贵疲民受赐，归感睿仁。』诏罢陕西内地营田à。
二年正月壬戌，分遣内臣往河北路催募兵，及万人者赏之。
弱百姓理不得直，冤不得诉，徭役不均，刑罚不正，比屋受弊，无可奈何，由乎制禄之方有所未至。真宗皇帝思深虑远，复前代职田之制，使中常之ใ士自可守节，婚嫁以时，丧葬以礼，皆国恩也。能守节者，始可制奸赃之ใ吏，镇豪猾之人。法乃不私，民则无枉。近日屡有臣僚乞罢职田，以其有不均之谤，有侵民之害。臣谓职田本欲养贤，缘而侵民者有矣，比之衣食不足、坏其名节、不能奉法、以直为ฦ枉、以枉为直、众怨思乱而天下受弊，岂止职田之害耶?又自古常唐百官重内而轻外。唐外官月俸犹更丰足，簿尉俸钱尚二十贯。今窘于财用，未暇增复。臣请两地同议外官职田，有不均者均之，有未给者给之，使其衣食得足，婚嫁丧葬之礼不废，然后可以责其廉节，督其善政。有不法者，可废可诛。且使英俊之流，乐于为郡ຉ、为邑之任，则百姓受赐。又将来升擢，多得曾经郡县之人，深悉民隐，亦致化之本也。』
校勘记
校勘记
据孙抃奏藁，此系中ณ丞知杂事上殿第六章。
介去太学，《实录》不记其时，今据尹洙与田况书，云蔡、石相次补外，因附见十月未，更考也。
己卯，以起居舍人、知制诰韩琦为枢密直学士、陕西都转运使，吏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，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、同管勾都部ຖ署司事。初，仲淹与吕夷简有隙，及议加职，夷简请超迁之。上悦，以夷简为长者。既而仲淹入谢，帝谕仲淹使释前憾，仲淹颔首曰：『臣向所论盖国事，于夷简何憾也?』
景祐๖四年四月甲子，吏部侍郎知枢密院事王随、户部侍郎知郑州陈尧佐并为平章事，随加门下侍郎，尧佐守本官，吕夷简尝密荐二人可用故也[ຑ6]。自薛居正后，初无越相迁门下侍郎者，丁度始误草制，因复不改。工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韩亿、翰林学士承旨ຈ兼龙图阁学士礼部ຖ侍郎石中立为参知政事。
庆历二年五月甲â子，荆王元俨尽纳公使钱以助边费，诏以半给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