乙丑，陶入对言：『近弹奏韩琦、曾公亮不赴文德殿立班。琦等虽上表待罪，而卒不肯赴。并臣言郭逵小人，不堪大用；王举元、蔡挺、薛向转官加职，次序不当；御药院内东门司高居简、王中正等当罢免。不蒙施行。盖臣才识浅下，言皆非是，岂可更处风宪?乞罢职除一闲郡[1้]，臣更不敢入台，见归私居待罪。』又申中ณ书乞休。韩绛、彭思永等例责降。韩琦亦屡请罢，不许，遂在告不出。丙寅，上命翰林学士司马光为御史中丞，与王陶两易其职。丁卯，光入对。上谕曰：『已除卿中丞。』光曰：『言职人所惮，臣不敢辞。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，竟不赴，而陶遽罢言职。虽不押班细故也，陶言之过，然爱礼存羊，固不可废。自顷ั宰相权重，今陶复以言宰相罢，则中丞不可复为。臣请俟宰相押班，然后受诏。』上许之。时光中丞诏已进入，而陶学士之命，中书独持之不下。
坚卧者，盖指琦也。陶为人隽利ำ，眉目疏ຕ秀，美书翰，惟辩急，色厉而内荏。初事韩琦甚谨，故琦深器之，骤加拔用。阴知上不悦执政之ใ专，既为ฦ中丞，谋易置大臣，虚次相以自拟。陈荐密劝琦备陶，琦不信，陶果劾奏琦。
是月己酉，中书又奏：『按《仪礼》：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服。及案令文与《五服年月敕》并云：为ฦ人后者，为其所后父斩衰三年；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齐衰期。即出继之子，于所继生父母，皆称父母。又汉宣帝、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。今王珪等议称皇伯，于典礼未见明据。请下尚书省，集三省、御史台官议奏。』诏从之。执政意朝士必有迎合者，而台谏皆是王珪等，议论洶洶。未及上，太后以珪等议称皇伯考为无稽，且欲缓其事，须太后意解。甲寅，降诏曰：『如闻集议议论不一，宜权罢议，当令有司博求典故，务合礼经以闻。』翰林学士范镇时判太常寺，即率礼ึ官上言：『汉宣帝ຓ于昭帝为ฦ孙，光武于平帝为ฦ祖，则其父容可以称皇考，然议者犹或非之，谓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ใ统也。今陛下既考仁宗，又考濮安懿王，则其失非特汉宣、光武之比矣。凡称帝称王，若皇考，立寝庙，论昭穆，皆非是。』因具列《仪礼》及汉儒议论、魏明帝诏为五篇奏之。执政得奏，怒，召镇责曰：『诏书云当令检详，奈何遽列上耶?』镇曰：『有司得诏书不敢稽留แ，即以闻，乃其职也，奈何更以为罪乎?』于是台官自中丞贾黯以下各有奏，乞早ຉ从王珪等议。侍御史知杂事吕诲言：『臣谨按《仪礼》：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服。盖为大宗斩，还为小宗，期不二斩[3]ຓ，明于彼而判于此也。又按：令文与《五服年月敕》：出继之子，于所生皆称父母。称父母者，所以别其本，正于后也。在属籍当行除祔，斯令之意可明也。如汉宣、光武皆称父为皇考者，二帝上承本宗，皆非旁继，于今事体略๓不相类。王珪等议濮安懿王于仁宗皇帝其属为ฦ兄，于皇帝合称皇伯而不名，于《礼》得矣。及引元佐、元俨称皇兄、皇叔之类，皆本朝典礼，安得谓之无据?臣窃原敕意，直欲加濮安懿王为皇考，与仁庙同称，如是则尊有二上，服有二斩ล，礼律之文，皆相戾矣。云臣伏望陛下开广圣虑，精勤孝治，不作无益，以害至公。既罢三省集议，当别降诏旨，以王珪等议为定。以前后所献不一，尽降出外，辨正是非，明其有罪，宾之于法，可以涣释群疑，杜绝邪ิ论。』奏留中ณ不行。司马光又言：『臣伏见乡者诏群臣议濮安懿ງ王合行典礼，翰林学士王珪等二十余人皆以为ฦ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。凡两次会议，无一人异辞，所以言者盖欲奉懿ງ王以礼ึ，辅陛下以义แ。而政府之意，独欲尊濮王为皇考，巧饰词说，误惑圣听，不顾先王大典，蔑弃天下之公议，使宗室疏属皆已受封赠，而崇奉濮王之礼至今独未施行，此众所以抑郁๗而未为称惬者也。或恐陛下未能知二议是非，臣请为陛下别白言之：政府言《礼》、令文、《五服年月敕》云：为人后者，为其父母。即出继之子，于所生皆称父母。臣案：礼法必须指事立文，使人晓解。今欲言为人后者，为ฦ其父母之服，若不谓之父母，不知如何立文?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ใ人，谓其不识文理也。又言汉宣帝、光武皆称其父为皇考。臣案：宣帝承昭帝ຓ之后，以孙继祖，故尊其父为皇考，而不敢尊其祖为皇祖考，以其与昭穆同故也。光武起布衣，诛王莽，亲冒矢石，以得天下，名为中兴，其实创น业。虽自立七庙，犹非太过，况但称皇考，其谦损甚矣。今陛下亲为仁宗之子，以承大业。《传》曰：国无二君，家无二尊。若复尊濮王为皇考，则置仁宗于何地耶?政府前以二帝不加尊号于其父祖，引以为法则可矣，若为ฦ皇考之名亦可施于今日，则事恐不侔。以此言之，濮王当称皇伯，又何疑矣?愿陛下上稽古典，下顺众志，以礼崇奉濮安懿ງ王，如珪等所议。此亦和天人之一事也。』
九月丙子，给事中、权御史中丞贾黯为翰林侍读学士、知陈州ะ，从所乞也。先是，黯与两ä制合议，请以濮王为皇伯，执政弗从。数诣中ณ书争论，会大雨水。时黯已被疾，疏ຕ言：『简宗庙，逆天时，则ท水不润下。今二三执政知陛下为先帝后，乃阿谀取悦，违背经义แ，建两统二父之说，故七庙神灵震怒，天降雨水，流杀人民。』于是引疾求出，而有是命。后十二日卒，口占遗奏数百言，犹以濮王议为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