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知道我的人生处境吗，mm？我其实已经在面对人生未来的压力和挑战──学业的和事业的，但是在家中，只要我和你仍住一起，我还得像一个ฐ十二岁的孩子一样被看待。“你的房间好乱！”你说。“功课做完啦？”你问。“两点了，该睡了吧？”你催。你可能觉得冤枉，但是，对不起，对我这样一个二十一岁的欧洲人来说，这就是一个对待十二岁的小孩的态度。你不知道，欧洲的二十一岁代表什么意思。
所以我的感觉就是，在外面我是一个要承受压力的、独立自主的成人，但是一踏进家门，我马上变成一个“反叛期青年”。我有一个内部角色转换：一边在思索股票操作的最佳策略，一边要对妈妈解释为ฦ何昨晚凌晨五点才回家。跟你说真的，后者比前者还难。但是我也找到了一种与你和平相处的方式。最怪异的，其实还是在学校里。
我一点也不意外。这正是两ä年前我的德国高中ณ发生的事情。你知道，德国法律规定，十六岁以上的人抽烟饮酒是合法的，所以大部分的高中都划定了吸烟区，学生在那里吸烟。但是在二零零四年黑森州的文化部ຖ长推动校园禁烟，结果如何呢？我们必须多走五百米到เ校园外围的人行道上去吸烟。我们同学里没一个人戒了烟，但是学校外围那条人行道上从此满地是烟蒂。
没多久，全德国都要在公共场所禁烟了。所以，在禁烟的作为上，香港和德国是一样的，但是我注意到一个根本的差别，那就是，在德国，公共场所禁烟令下来之前，社会有很广泛、历时很长的辩论。香港却没有，政府基本上可以说做就做，而且，香港政府好像有一种特异功能，只要是它想作的事情，都可以把它塑造成“万众一心”的样子，香港政府简直是个所向无敌的铁金刚。
你问我，莫斯塔的李小龙雕像是艺术还是kitsch，那我倒过来问你：李小龙雕像跟慕尼黑现代美术馆那个ฐ个展比较，哪个是艺术？那堆霓虹灯，放在最高级的美术馆里正式展出，该是“艺术”了吧？可是它给了我的只有头晕跟眼睛发疼。李小龙的雕像，还镀了金，是kitsch吗？可是它很可能ม感动了人，使本来伸出手想打架的人反而握了手，这岂不是艺术的力量？
腻死了
我们21岁的时候，上世纪70年代，正是大多数国家经济要起飞的时候。两脚站在狭窄的泥土上，眼睛却望向开阔的天空，觉得未来天大地大，什么都可能。后来也真的是，魔术一般，眼睁睁看着贫农的儿子做了总统；渔民的女儿，成了名医；面摊小贩的儿子，做了国际律师；码头工人的女儿，变成大学教授；蕉农的儿子，变成领先全球的高科技企业家。并非没有人颠沛失意，但我们真的是“灰姑娘”的一代人啊，安德烈，在我们的时代里，我们亲眼目睹南瓜变成金色的马车，辚辚开走，发出真实的声音。我身边的朋友们，不少人是教授、议员、作家、总编辑、律师医师、企业家科学家出版家，在社会上看起来仿佛头角峥嵘，虎虎生风。可是，很多人在内心深处其实都藏着一小片泥土和部落──我们土里土气的、卑微朴素的原乡。表面上也许张牙舞爪，心里其实深深呵护着一个青涩而脆弱的起点。
如果有一天，我们这些所谓“社会精英”同时请出我们的父母去国家剧院看戏，在水晶灯下、红地毯上被我们紧紧牵着手蹒跚行走的，会有一大片都是年老的蕉农、摊贩、渔民、工人的脸孔──那是备受艰苦和辛酸的极其朴拙的脸孔。他们或者羞怯局促，或者突然说话，声音大得使人侧目，和身边那ว优游从容、洞悉世事的中年儿女，是两个阶级、两ä个世界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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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๔-0่8-20
这样推演下来，我亲爱的孩子们，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：
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，一定是最好的，但是，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，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、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，这种英国下午茶式的“教养”和中国苦难式的“无可奈何”，有多大用处？
所以，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，两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。老实说，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。
总体来说，我喜欢香港胜于德国。香港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有生命的城市，永远有事在发生。而且，在香港真的比较容易交朋友，香港人比德国人开朗。我在香港只住了两年，在德国十四年，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远远多于德国。昨天刚ธ好跟一个义大利人谈天，她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了。她说，德国太静了，静得让人受不了。德国人又那么的自以为是的封闭，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。
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，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，一种生活方式，一种文化的沉淀ຖ。
酒吧跟咖啡馆，在欧洲，其实就是小区文化。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ว里聊天，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。它是你的“家乡”跟“文化”概念里很重要的一环。香港却显得很“浅”——不知道这个ฐ词用得对不对。这里没有咖啡馆，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，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。至于酒吧？酒吧在香港，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毙掉的地方แ。还没毙倒在地上的，就歪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。一个典型的兰桂坊或湾仔酒吧里，人与人之ใ间怎么เ对话？我写给你看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