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一到周五每个ฐ人都忙:足球、篮球、舞蹈,每个人疯得不一样。德国学制每天下午3点就放学了,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。我是个足球狂:一周三个下午踢
路:当然。
从哪说起呢?mm,你知道爸爸是挺“爱国”的——你曾经不以为然;而他的爱国,我想和爷爷有关。爷爷,他的父亲,在苏联战场打过仗。他的叔叔,在从列宁格勒撤退的大雪地失踪。所以我其实受到爸爸某个程度的影响,可以说是以德国为荣的,但是因为纳粹的历史,我很小很小的时候,就知道这种“荣”的情感不可以流露出来,是“错误”的。你记不记得,我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各种统计指针,每次看到เ在什么指针上德国被列入世界前十名,就很高兴,甚至还包括甚么“欠债最多”前十名。好像也很光荣,反正不懂。
为什么我这么犹豫,安德烈?是什么เ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?电视上的人们单纯,热烈,奋力伸出手,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,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,我想的却是:这五十个人,在香港大选前四天,被北京“派”到香港来做宣传,为“保皇党”拉票,简直就是政治工具,他们清楚吗?或说,他们在乎吗?
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。五年后到了洛杉矶,在驶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,我发现,对面来车那ว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,而自己้这条线道上看出去,全是车的尾灯,一溜红灿。怎么会这样整齐?我大大地吃惊。那时,已经二十三岁,还习惯人车杂踏、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。
在这里,因此我最想说的是,谢谢你,谢谢你给了我这个“份”──不是出书,而是,和你有了连结的“份”。
学校如何?
去种植中ณ国的竹子,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,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。“性、药、摇滚乐”是在那ว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。
“一九六八年的一代”,做了父母,做了教师,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、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,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。你的“懒散”,你的“拒绝追求第一名”哲学、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“凡俗的快乐”的肯定,是其来有自的。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“玩”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,你们的“玩”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。
我反对吗?我这“复杂深沉、假里假气”从来没学会“玩”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,教训你说蟋蟀和工ื蚁的故事吗?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,在全球化的竞争中,儿子,你一定要追求“第一名”,否则无法立足?
我不想这么说,安德烈。
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。我不反对。人生,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。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,欢乐่地前推后挤、相濡以沫;一旦进入森林,草丛和荆棘挡路,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,寻找各人的方向,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,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,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。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,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。你将被家庭羁绊,被责任捆绑,被自己的野心套牢,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,你往丛林深处走去,愈走愈深,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。到了熟透的年龄,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,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。
“少年轻狂”,安德烈,是可以的。至于“玩”,你知道吗,我觉得不懂ฦ得“玩”,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。怎么说呢?席慕蓉阿姨“记得吗?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”曾经说,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,譬如摸过树的皮、
踩过干脆的落叶,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。因为,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。
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,叫沈从文,他的文学魅力,我觉得,来自他小时逃学,到เ街上看杀猪屠狗、打铁磨刀的小贩,看革命军杀人、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。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ງ和智能,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。
你小的时候,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,去公园里喂鸭子,在厨房里揉面团,到野地里玩泥巴、采野花、抓蚱蜢、放风筝,在花园里养薄荷、种黄瓜,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。现在你大了,自己去走巴塞罗纳,看建筑,看雕塑。安德烈,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:上一百堂美学的课,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;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,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;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,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。玩,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。
那ว么,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,一事无成?骗鬼啊?我当然担心。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、金钱的多寡、地位的高低,而是,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?“性、药、摇滚乐”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,一种反叛的手势;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,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。
可是你18๖岁了,那么เ自己为自己้负责吧。忘了说,mm18岁的时候常常逃课,每天在谈恋爱,没读什么书呢。而
且,她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四面环海ร,走不出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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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่0่4年11月0่1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