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一到周五每个ฐ人都忙：足球、篮球、舞蹈，每个人疯得不一样。德国学制每天下午3点就放学了，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。我是个足球狂：一周三个下午踢
路：当然。
从哪说起呢？mm，你知道爸爸是挺“爱国”的——你曾经不以为然；而他的爱国，我想和爷爷有关。爷爷，他的父亲，在苏联战场打过仗。他的叔叔，在从列宁格勒撤退的大雪地失踪。所以我其实受到爸爸某个程度的影响，可以说是以德国为荣的，但是因为纳粹的历史，我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就知道这种“荣”的情感不可以流露出来，是“错误”的。你记不记得，我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看各种统计指针，每次看到เ在什么指针上德国被列入世界前十名，就很高兴，甚至还包括甚么“欠债最多”前十名。好像也很光荣，反正不懂。
为什么我这么犹豫，安德烈？是什么เ使得我看什么金牌都兴奋不起来？电视上的人们单纯，热烈，奋力伸出手，在拥挤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，试图摸到运动员的手，我想的却是：这五十个人，在香港大选前四天，被北京“派”到香港来做宣传，为“保皇党”拉票，简直就是政治工具，他们清楚吗？或说，他们在乎吗？
我不知道什么叫高速公路。五年后到了洛杉矶，在驶出机场的高速公路上，我发现，对面来车那ว一列全是明晃晃的白灯，而自己้这条线道上看出去，全是车的尾灯，一溜红灿。怎么会这样整齐？我大大地吃惊。那时，已经二十三岁，还习惯人车杂踏、鸡鸭争道的马路概念。
在这里，因此我最想说的是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了我这个“份”──不是出书，而是，和你有了连结的“份”。
学校如何？
去种植中ณ国的竹子，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，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。“性、药、摇滚乐”是在那ว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。
“一九六八年的一代”，做了父母，做了教师，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、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，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。你的“懒散”，你的“拒绝追求第一名”哲学、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“凡俗的快乐”的肯定，是其来有自的。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“玩”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，你们的“玩”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。
我反对吗？我这“复杂深沉、假里假气”从来没学会“玩”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，教训你说蟋蟀和工ื蚁的故事吗？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，在全球化的竞争中，儿子，你一定要追求“第一名”，否则无法立足？
我不想这么说，安德烈。
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。我不反对。人生，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。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，欢乐่地前推后挤、相濡以沫；一旦进入森林，草丛和荆棘挡路，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，寻找各人的方向，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，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，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。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，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。你将被家庭羁绊，被责任捆绑，被自己的野心套牢，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，你往丛林深处走去，愈走愈深，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。到了熟透的年龄，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，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。
“少年轻狂”，安德烈，是可以的。至于“玩”，你知道吗，我觉得不懂ฦ得“玩”，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。怎么说呢？席慕蓉阿姨“记得吗？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”曾经说，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，譬如摸过树的皮、
踩过干脆的落叶，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。因为，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。
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，叫沈从文，他的文学魅力，我觉得，来自他小时逃学，到เ街上看杀猪屠狗、打铁磨刀的小贩，看革命军杀人、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。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ງ和智能，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。
你小的时候，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，去公园里喂鸭子，在厨房里揉面团，到野地里玩泥巴、采野花、抓蚱蜢、放风筝，在花园里养薄荷、种黄瓜，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。现在你大了，自己去走巴塞罗纳，看建筑，看雕塑。安德烈，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：上一百堂美学的课，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；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，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；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，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。玩，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。
那ว么，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，一事无成？骗鬼啊？我当然担心。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、金钱的多寡、地位的高低，而是，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？“性、药、摇滚乐”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，一种反叛的手势；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，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。
可是你18๖岁了，那么เ自己为自己้负责吧。忘了说，mm18岁的时候常常逃课，每天在谈恋爱，没读什么书呢。而
且，她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四面环海ร，走不出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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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่0่4年11月0่1日